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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2014年08月19日 11:16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代敏   

  
资料图。

  2014年7月30日,人民法院报“刑事焦点”栏目刊登了一篇题为《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的文章。作者对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引起了社会对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关注,但是可能由于作者系法学理论研究人员,对实践工作缺乏全面深入广泛的了解,文中列举的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其观点建立在错误的事例基础上,难免会误导读者。为正视听,使广大读者了解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及目前真实的工作情况,为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构建良好的氛围,笔者作为一名有十余年戒毒工作经历的从业人员,及禁毒立法的亲历者,也谈谈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同时,真诚地欢迎包括法学家在内的各界人士去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参观、考察、监督,希望大家建言献策,帮助公安机关努力实现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的初衷——教育、挽救、感化吸毒成瘾人员,帮助他们戒除毒瘾,回归社会,回归正常的人生轨迹。

  一、现行戒毒管理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和禁毒斗争现实需要

  在《戒毒条例》制定过程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的执行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充分论证、反复调研,总结提炼各地经验,协调各个相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从有利于发挥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既有戒毒场所资源效能作用、有利于服务禁毒斗争和社会治安大局、有利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有效执行出发,最终形成了《戒毒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强制隔离戒毒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分阶段执行,确实存在一项职能由两个部门承担导致的管理、执法不便等问题,但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能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禁毒斗争和打击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管理强制隔离戒毒所,是现实的需要,是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需要,其职能作用司法行政部门难以替代。

  一是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吸毒人员具有了解毒品来源、毒贩情况,为毒资而不惜违法犯罪的特点,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通过教育感化工作,可以获取毒品、毒贩、毒资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办案部门从中破获刑事案件,强制隔离戒毒所成为打击违法犯罪的第二战场。2014年7月17日,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将一名戒毒人员提供的一条贩毒犯罪线索反馈给市局禁毒支队,支队迅速行动,抓获多名贩毒嫌疑人,缴获10公斤冰毒,目前该案还在继续办理。司法行政部门没有深挖犯罪线索的义务,即使掌握了情报线索,也失去了时效性。

  二是有利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的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出于安全考虑,对患严重疾病的吸毒人员不予接收,但公安和司法的执行率有所不同。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门槛”低,只对因患有严重疾病可能危及生命或者处于急性期传染病的吸毒人员不予接收。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的戒毒人员,是经过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前期治疗、身体状况明显好转的人员,但即便如此,也仍会有15%左右的戒毒人员被拒收。对被拒收人员,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压力,迫不得已将他们留在所内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三是有利于发挥资源效能作用,降低执法成本。公安机关从发现查获吸毒成瘾人员到投送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需要一段时间,要履行审查决定程序,办理鉴定、审批手续,要深挖违法犯罪线索。而这段时间恰恰是吸毒成瘾人员毒瘾发作、急需治疗的最关键时候,必须有一个场所承担脱毒治疗的任务。如果将强制隔离戒毒所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公安机关也仍需设立一个专门场所来临时羁押待决定待转送的戒毒人员,而且仍需要相当的医疗人员、设施和监管警力,势必加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入,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警力,执法成本反而增加。这里还要谈到一个集中投送的问题,由于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都设在地、市,而办案单位主要是各县(市)公安派出所,投送戒毒人员往往用时长,损耗大,安全风险高,投送警力多,每收戒一名吸毒人员都即时投送是不现实的,只能攒拨批量运送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那么集中待送前的戒毒人员置于何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吸毒成瘾人员被查获的前10天,戒断反应强烈,自伤、自残及生命危险最大,最需要得到生理脱毒治疗,而公安机关假设新建临时羁押场所也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死人和跑人的事故不可避免。

  广州、云南取消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暴露出诸多问题。 2009年3月,广州市决定将全市公安强制隔离戒毒职能全部移交司法部门。由于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模式是仅在正常工作时间向公安机关开放,每天下午4时30分即停止收戒,节假日不收戒,公安机关办案单位送戒难、拒收率高、牵涉警力多等情况突出,这严重挫伤办案民警工作积极性,影响打击处理力度,强制隔离戒毒措施适用大大减少(5年来在吸毒人员查处率稳中有升的情况下,广州市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率却由25%降为12.3%,降幅达51%),社会面吸毒成瘾人员增加,被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拒收的患病戒毒人员数量大,他们如同持有“免死金牌”流散社会,严重威胁社会治安,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为此,2010年,广州市政法委和市禁毒办曾试图恢复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但由于机构、人员、场地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该事项一直处于耽搁的尴尬境地。

  2010年,云南省政府在国务院《戒毒条例》尚未出台之前,擅自将公安强制隔离戒毒职能移交司法部门。此后,为了解决办案部门投送戒毒人员的困难,一些地方设立“戒毒中转帮教集中点”,这种临时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制约,实际形成了法定机构被撤销、改用非法机构替代的局面。2013年4月 6日,该省镇雄县戒毒中转帮教集中点 39名吸毒人员集体脱逃,一时间政府成为笑柄。 广州市和云南省的“改革”失败,就是体制变更后造成的典型恶果,恰恰说明撤销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举措不符合国情社情,不能满足现实工作的需要。

  此外,关于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由公安机关负责的问题,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内部,决定权由办案部门负责,执行权由监管部门负责,两个部门职责分工明确,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同时,又互相配合。



责任编辑:王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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